文 /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李丽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2022 年 3 月 6 日清晨，第一批 200 名建设者从临时搭建的钢栈桥上跨过深圳河，奔赴落马洲。4 月 20 日，中央援港应急医院竣工验收。在这场没有硝烟的疫情防控阻击战中，共有两万余名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逆行出征，他们与时间赛跑，在一片荒滩上建起了 " 生命之舟 "。

在近日上映的纪录电影《不孤岛》中，中央援港应急医院建设过程中的感人故事被呈现于大银幕。苦中作乐的保安、相濡以沫的工地夫妇、瞒着家人前来支援的民企负责人、用歌声向内地建设者道别的香港女警司……《不孤岛》将镜头对准了中央援港应急医院建设中的 10 位普通人，通过一个个日常而温馨的镜头，展现了内地与香港的守望相助，让观众感受到新时代的中国温度和建设奇迹。" 面对困难，人类如何奋力前行？这永远都是艺术要表达的母题。" 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时，《不孤岛》导演曹金玲说。从记录武汉疫情防控阻击战的《武汉日夜》，到展现中央援港应急医院建设过程的《不孤岛》，曹金玲的电影主题也从如何面对生命的 " 无常 " 转变为在困难中乐观积极地 " 如常 " 生活。

曹金玲透露，《不孤岛》中呈现的中国精神，也打动了来自海外的电影人。他们加入电影的幕后制作，助力 " 生命之舟 " 的故事走向世界。

在两万多人中，找到那十个人

羊城晚报：听说当初从接到《不孤岛》的邀约到剧组出发，只有几天时间准备？

曹金玲：对。记得是去年 2 月 27 日，《武汉日夜》的监制王平久老师给我打电话，问我能不能接受这个挑战。我说可以，我准备一下。他说你不用准备了，你这两天就要去。

3 月 1 日我们第一个小分队到了深圳，3 月 2 日就开始拍摄。3 月 6 日我们随着大队去了岛上，到 5 月 12 日才离岛——算是最后一批离开的。

羊城晚报：中央援港应急医院项目是个很大的工程，参与的建设者非常多。在很短的时间里选出合适的拍摄对象，是一件很难的事吧？

曹金玲：确实。因为建设过程本身很难构成一部电影，我还是更想体现建设过程中人的故事。在这样一个大情境下，不同身份的人内心有过怎样的冲突，最后又作出怎样的抉择。

但如何在两万多人中挑选出典型人物，同时又不遗漏决定性瞬间，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难点，所以我们当时的压力非常大。

羊城晚报：电影最终选择了 10 位主人公，选择标准是什么？

曹金玲：我的首要选择标准是人物身上是否具备戏剧性，因为这决定了观众会不会关心这个人物的命运走向。

比如我们片中出现的第一个人物田哉妹，她是我刚上岛的时候遇到的。当时我负责守着器材，发现旁边有一位大姐正守着一堆行李。我就跟她聊天，问她来干什么的，她说她是来打水泥的。我当时非常吃惊，因为看她的年纪，你会先入为主地认为她是来做饭或者打扫卫生的，我没想到她会来做这么一个艰苦的工作。我觉得我们的女性太坚韧了，当时就决定一定要拍她。

田大姐是我们第一个跟拍的人物，后来也拍了她的老公。条件很艰苦，工作很艰巨，最辛苦的时候连续 48 小时不眠不休。但在这么艰苦的环境里，他们俩相濡以沫，有很多甜蜜的时刻。

羊城晚报：我记得还有一个人物叫吕梦圆，也是女性。

曹金玲：她是制片人发现的。有一天制片人回来跟我说，导演，我发现了 " 工地一枝花 "。我说不可能，大家都多少天没好好洗脸了，哪里来的一枝花？制片人说，真的，还是个女博士，就在粪池旁边。

一个貌美如花的博士在粪池旁边？我当时想，这不就是我要的戏剧性吗？后来了解之后才知道，这位博士是个工程师，她之所以在粪池旁边，是因为她负责污水处理集群的设计和施工。她其实毕业没多久，那是她参与的第一个项目，刚工作的 " 小白 " 可能碰到的窘境她都遇上了。她的故事也特别有意思。

他哭了，其实那天我们都哭了

羊城晚报：电影里有不少真实动人的日常细节。在跟拍的过程中，你们会有意识地对拍摄内容进行选择吗？

曹金玲：虽然纪录片的镜头都是抓拍的，但并不是说我们就随便拍。大家会发现，纪录片也有编剧署名。这个编剧的作用不是编排剧情，而是拍摄的时候就要带着编剧思维。

我们跟拍一个人，一般两三天之后就能掌握对方的基本性格，知道他在特定情景下大概会作出怎样的选择。平时我们也会跟拍摄对象聊天，了解他们接下来的工作生活安排。有了这些，以创作者的敏感度，我们会对人物的故事 " 走向 " 有一个基本把握，知道接下来的几天里哪些东西我们一定不能漏拍。

比如我们跟拍一位香港女警司，叫徐湘儿。她原本负责落马洲这边的工作，但后期她被安排换到别的岗位了。她想跟大家好好告个别，就决定跟香港的志愿者一道，给建设者们唱首歌。我们一听这个安排，就知道这一定会是这部电影里很重头的戏，所以提前一天带了 8 台机器去现场准备，想好每个机位重点拍谁，还要保证机位之间不要穿帮。

羊城晚报：毕竟是纪录片，还是会有很多你们预料不到的情况出现吧？

曹金玲：我们只能预料故事大概的走向，但很难预料具体的细节。总是有各种突发情况，改变我们最初的设想。比如我们当时拍了近三分之一了，才发现参加工程的不光有国企，还有好多家民企。有一家公司的名字叫 " 金螳螂 "，我问他们负责人，为啥叫这个名字？对方说，因为螳螂是动物界的建筑师。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，甚至连电影上映后字幕打出来时观众有可能会心一笑，我都想到了。

但后来几家公司跟拍下来，我发现有一家叫 " 金凤凰 " 的公司，公司副总陈宪洲身上更 " 有戏 "。陈宪洲是瞒了家人来这个项目的。来了之后，正好碰到他的女儿要出国留学。之前他骗女儿说自己在深圳工作，于是女儿专门转机到深圳，待了一天一夜，就想跟他见一面再走。他没有办法见她，又怕她担心，于是就扯了各种谎，最后女儿非常失望地登上了飞机。

那一天他哭了，你想，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哭得像孩子一样的，一把鼻涕一把泪的。

羊城晚报：是这一幕让你最终选择了 " 金凤凰 "，而不是 " 金螳螂 " 吗？

曹金玲：其实不是。（笑）真正打动我的是后来项目完工了，他跟妈妈视频聊天。那是他第一次跟家里人承认自己在这里。当时他很自豪地给妈妈展示：你看，这是我参与建设的医院。结果他妈妈突然来了一句 " 今天是你的生日 "。他妈妈其实最关心的不是儿子做了一件多了不起的事，而是他今天过生日有没有吃长寿面。

这一场属于突发状况，我们完全没预想到。挂完电话，陈宪洲一个人飞快地走在前面，摄影师都追不上他。我知道他在掩饰自己的情绪，他哭了。其实那天我们都哭了。

国际电影人因感动而加入合作

羊城晚报：《不孤岛》的故事背景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，但片中很多细节很温暖，甚至还有一些是让人忍俊不禁的。你怎么掌控影片里各种情绪配比？

曹金玲：这个故事发生的过程中，始终存在一个工期的压力。就像我们片中时不时露出一块很大的倒计时牌子，它每天都在提醒工地上的每个人，快一点，再快一点。加上建设过程中遇到的种种突发情况，所谓戏剧学里所说的 " 障碍 " 是不断出现的。正因为紧迫性一直存在，所以我才更要给大家一些情绪的放松。

比如我们电影里有个保安叫宋新文，他就很懂得调节大家的情绪。宋保安原来在深圳当发型师，到这个项目虽然是当保安，但他眼看着所有人待了一个多月之后，头发都长得不像样了，就开始义务为大家理发。在镜头外，他也总是开解我：导演别着急，我给你唱首歌吧。他总是唱刘德华的歌。我觉得我每次拍他都好开心，觉得他很会逗人开心。后来片子上映，他也是让观众很开心的存在。

羊城晚报：跟记录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的《武汉日夜》相比，《不孤岛》最大的不同是什么？

曹金玲：《武汉日夜》里，我想跟观众探讨的是一个人如何跟 " 无常 " 相处。到拍《不孤岛》的时候，我觉得我更想展现的是一种 " 如常 " ——虽然有困难，但生活还要继续，所有人都在努力地往前走。

面对困难，人类如何奋力前行？这永远都是艺术要表达的母题。面对新冠疫情带来的种种挑战，我们中国人是怎么做到的？我们选取的人物都是最普通的人，但这些最普通的人在一起，把事情做成了。这背后，中国人的良善、坚持、众志成城，都非常打动我。

羊城晚报：《不孤岛》请来了美国的著名音乐人查德 · 坎农，他曾经为电影《美国工厂》《花木兰》做配乐。这个合作是如何达成的？

曹金玲：其实不光查德 · 坎农，还有韩国著名调色师李庸基，后者跟几乎所有韩国当代的知名导演都合作过。他们接受邀请的原因，都是因为电影里有特别能触动他们的东西，比如片中人物那种自我牺牲和互相帮助的精神。中国精神的传递，不仅仅只限于中国。

羊城晚报：《不孤岛》的名字是怎么来的？

曹金玲：我们先起了英文片名《An Isle》，意思就是 " 一个岛 "。我觉得这个岛不光是物理上，也是心理上的。中国有 " 德不孤，必有邻 " 的说法，十六世纪的英国诗人约翰 · 多恩也写过一本书叫《没有人是一座孤岛》，所以大家决定这部电影的中文片名就叫《不孤岛》。

羊城晚报：最后一个问题，主人公们喜欢这部电影吗？你们后来还有联系吗？

曹金玲：他们都好喜欢这个片子！我们有一个微信群，每天大家都在里面讨论得很热烈。

大家还跟以前一样。宋保安又回去当发型师了，田哉妹从一个工地前往另一个工地——她不识字，所以每次要跟她说话，我们都会在群里发语音，然后再艾特她。

前阵子华表奖颁奖的时候，吕梦圆和马帅——他是中建科工海外部总经理兼中建钢构副总经理——还跟我们一起走了红毯。马帅走完就拿着行李去机场，到马来西亚出差了。 ( 更多新闻资讯，请关注羊城派 pai.ycwb.com )

来源 | 羊城晚报 · 羊城派

图片 | 片方提供

责编 | 邵梓恒

校对 | 谢志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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